揭秘罕为人知的南昌起义竟是以国民党名义展开的揭秘罕为人知的南

  导读: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中爆发了由共产党领导的起义。由于南昌我方兵力相对集中,战斗只进行了几个小时,起义便宣告成功。当天南昌的《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阐释这次起义意义的《中央委员宣言》,这里的“中央委员”,是指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其中也有数位如谭平山、毛泽东、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邓颖超等共产党员的名字,可此时,他们只是以跨党的国民党员的身份列入的。这从宣言的内容可以清楚看出:

  同人等受全国同志之重托,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1月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任为中央委员以来,根据本党主义政策与总理遗教,为国民革命前途奋斗,赖全国同志之协同努力,虽历经党国危机时期……文中 “总理”,当然是孙中山;“本党”、“国民革命”,自然是国民党的特别用词。也就在8月1日当天,在南昌召开了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选举宋庆龄同志等二十五人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8月2日下午,革命委员会在南昌贡院侧举行委员就职典礼。会场悬挂着国民党党旗和孙中山遗像。

 

  获得了中央的认可

  八一南昌起义,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展开的,但整个过程,完全是由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倡导,中共中央同意并部署,委派周恩来为书记,成立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著名共产党员参加的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策动的。这是当时的基本情况。但随之一个问题便出现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扯起一面国民党的旗帜呢?

  通过历史材料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一方面,国民党反动面目已经暴露,必须与其保持距离甚至对立;另一方面,认识到国民党的力量还相当强大,并且内部并非统一,这是可以利用的。所以,几天后商讨南昌起义事宜时,提出国民党的名义问题,很快就获得通过。这一点,此次起义的重要策动者、主要领导人李立三,于当年十月在讨论“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的报告中,陈述得十分清楚:

 

  当时我尚在庐山,得中(邓中夏)、平(谭平山)、代英等电召即返浔,参加会议,此次会议对暴动(当时对起义的叫法)计划完全一致。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在这项纲领之下发表宣言(用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名义)。第二日(周)恩来自汉赶到,报告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于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因此看来,以国民党名义发动起义,当时在九江开会的几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是一致同意的,之后也获得了中央的认可。

  树立起自己的旗帜

  那么,起义部队是在何时丢掉了国民党的名义,树立起自己旗帜来的呢?据张国焘的回忆,那是在起义队伍行进到广东汕头之后。 “不两天,张太雷奉着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潜来汕头……他要我们根据中央的新政策,将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丢掉‘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放弃潮汕,将军队调驻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民,改组为工农红军。 ”

  这对正在战斗的部队和机构,显然会产生影响。因此,当时的起义领导人并没有马上宣布。直到10月4日左右,病中的周恩来,被担架抬着进了流沙的一座小庙,在那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在会上,周恩来宣布:现在我们奉中央命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地干下去;现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实际上,在起义队伍行进过程中,已有中共负责人对打国民党招牌心存质疑了。李立三在当年十月关于“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报告的结论部分,就表现了这种态度:

 

  国民党在武汉反动屠杀工农以后,已成为群众所唾弃已臭的死尸,所以八一革命应该是工农政权的开始,但是还死恋着已臭的死尸,好像要靠总理在天之灵来保佑一样。革命委员会中几乎全数 C.P.(共产党英文缩写),但是每次开会时还是要宣读总理遗嘱,想起来真好笑!到瑞金以后已经在原则上决定要建立工农政权了,但是还舍不得一块国民政府的招牌,直到汕头失守,才决定取消国民党的名义和“白色恐怖”的旗子,这就是机会主义在这里作祟。起义时的“头面人物”贺龙,在起义失败后到达上海。当时代表中央的李维汉与贺龙进行了谈话。谈话中贺龙认为,“南昌起义有两个错误,一是用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未没收土地”。

  在今天看来,似乎还不好简单地认为南昌起义最初以国民党的名义就是错误。毕竟共产党当时还没有更大的力量和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当起义队伍向广东行进时,并不能获得百姓的强烈呼应和认同),所以,当时打出国民党的名义,有利于汇聚军队和民心,有利于起义顺利进行,这应当是基本的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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